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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周后，市三甲医院精神科门诊。

我穿上崭新的白大褂，胸前挂着“主治医师沈清欢”的胸牌，正式入职。

医院分配的单身公寓窗明几净，安家费一次性打到了卡里，足够我买辆代步车。

铁饭碗的快乐，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

凭借着前世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对人性的精准洞察，我迅速在医院站稳了脚跟。

别的医生需要反复问诊才能确诊的疑难杂症，我只看一眼病人的微表情和行为习惯，就能八九不离十。

一个声称自己有洁癖，每天洗手一百遍的病人，被我从强迫症的诊断里揪出，确诊为疑病症——他真正恐惧的不是细菌，而是死亡。

一个因失恋而暴食催吐的女孩，被我从抑郁症的表象下，挖出了她童年被父母忽视导致的述情障碍。

半个月下来，我的专家号已经一号难求，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种“医术精湛，妙手回春”的锦旗。同事们叫我“人形机”，病患们喊我“沈神仙”。

而另一边的沈家，则彻底乱成了一锅粥。

沈馨瑶自残栽赃成了a市上流圈最大的笑话，沈家股票都跌了两个点。

她从警局出来后，为了挽回人心，开始彻底疯狂。

她不再假哭，而是真哭。

每天在家砸东西，歇斯底里地咒骂所有人，指责是他们逼疯了自己。

家里名贵的古董花瓶碎了一地，佣人换了三拨，没人受得了这个疯子。

没有了我这个共同的“敌人”和“出气筒”，沈家失去了微妙的平衡，所有的矛盾都指向了彼此。

亲妈因为巨大的愧疚和舆论压力，整夜整夜地失眠，需要靠大把的安眠药才能入睡。

但药效一过，她就会在凌晨三点惊醒，然后开始控制不住地流泪。

亲哥沈之翊则变得更加暴躁易怒。

他在公司动辄对下属破口大骂，几个重要的合作项目都被他搅黄了。

开会时，他甚至会突然心慌手抖，浑身冒冷汗，几次被救护车拉走，却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病变。

这个家，从根上开始烂了。

他们就像我临床上见过无数次的共生家庭一样，在失去那个被献祭的病人后，病毒开始反噬每一个成员。

那天下午，我刚结束一个学术会议，科室小护士就跑来告诉我：

“沈医生，您今天的最后一个专家号，被一个叫沈之翊的人挂走了。”

我看着预约单上那个熟悉的名字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

很好，第一个重症患者，终于知道自己来挂号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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